3年前，一場由全國逾三分之一法官發起的「司法革命」，迫使最高法院廢除了保密分案的陋制，並實施生死辯新措施，但這個為確保慎用死刑的辯論庭，目前卻成為終審法官規避責任的擋箭牌，藉由徒具形式的程序，掩飾自己不敢判死的心證，這樣的生死辯不開也罷。依法論法，現行訴訟制度，採一、二審事實審，終審只進行法律審，涉犯死刑的犯罪事實及量刑調查都屬一二審法院權責，但下級審法官窮盡方法，為被告求其生而不可得，判處死刑後，最高法院經過生死辯，卻仍吹毛求疵，不自為判決，硬把死刑撤銷丟回二審，惹來非議。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以昨日被最高法院第3次撤銷發回的孫國晃殺人案為例，終審法院屢次指責下級法院判決理由矛盾，天馬行空地雞蛋裡挑骨頭，就是不願承擔責任，將案件推回更審，讓人質疑生死辯是否「開好玩」的。判死是剝奪被告生命權，在判生判死的煎熬中，許多法官承受莫大的心理折磨，但職司審判的法官，不應將責任往外推，不敢明說不判死，卻屢對二審判死的上訴案，說三道四，躲在最高法院內，用一句「撤銷發回」來塘塞。將「驚世媳婦」林于如判死的最高法院審判長石木欽，去年升任高院院長時，主張廢死的法界人士，諷刺他是手中染血的「院長」，更有人發起杯葛他的人事案，這種反撲力道，讓許多終審法官普遍存有「壞人不要我當」的鄉愿心態。生死辯制度，是為了彰顯對於動用死刑的謹慎態度，及對生命權的尊重，而法律明訂的死刑制度，條文列舉在法典上，法官只是法律的代執行者，應有「若求其生而不可得，死者與我均無憾矣」的認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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